摘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的寿命曾经可达九年。而在上世纪的一些典型家庭，一件结实的外套总是从哥哥姐姐身上传到弟弟妹妹身上，一件缩水的毛衣能被拆开重新打成围巾、帽子或手套。旧衣物似乎从不曾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家庭之中...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的寿命曾经可达九年。而在上世纪的一些典型家庭，一件结实的外套总是从哥哥姐姐身上传到弟弟妹妹身上，一件缩水的毛衣能被拆开重新打成围巾、帽子或手套。旧衣物似乎从不曾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家庭之中。添置新衣，只能是富裕年份恭贺春节时才能拥有的意外之喜。
但现在，事情开始变得不同。人们每天都在购买大量衣物，也在遗弃大量衣物。美国记者亚当·明特在其《二手市场：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中提到，衡量一件衣服穿着总次数（包括转售后的穿着次数）的指标，全球服装利用率，在2002年-2016年间下降了36%。而在中国，服装的平均穿着次数已从200次下降到62次，甚至低于欧洲发达国家，降幅高达69%。
在一些人看来，对服装的大量消费是对时尚的狂热追求，而对时尚狂热的追求背后是人民日益膨胀的恋物癖。但在X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吴冬雪看来，这种对时尚的讨论缺乏多样性，忽视了时尚产业作为资本载体的一面以及其中提供生产的劳动力。而由吴冬雪与瑞典策展人耶培·乌尔维共同策展、在12月19日至2022年3月20日于X美术馆展出的“无尽的服装”，便是一个关注亚洲时尚生产的研究型展览项目。
这一展览以中国南海沿岸的地区和国家为界，探讨了在时尚的全球供应链中，从街头、工厂到商店等不同地点发生的时尚变迁，对于手工生产者、工厂工人、奢侈品大牌设计师等不同人群时尚意义的变化。
一、用以身份建构的时尚
《小芳》是艺术家胡尹萍发起的一个持续性项目。2015年，胡尹萍回到四川老家后，发现退休在家的母亲手工编织了大量毛线帽，并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一些厂商。她震惊于收购工厂对劳动力的剥削，又惊讶于母亲在编织时展现的对配色、图案的丰富想象力，于是她虚构了小芳这一人物，以合理的价格向母亲下达了订单。不久之后，母亲以及邻近的妇女们全都参与到了编织毛线帽的手工劳动之中。随后，《小芳》这个艺术项目带着妈妈们编织的五彩斑斓的帽子漂洋过海，出现在了法国香榭丽舍大道的展厅、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以及爱尔兰三月“绿帽子节”……
而下图展示的四件工装，是《小芳》项目除毛线帽外的又一作品。这四件工装分别属于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安保人员和快递员，胡尹萍的母亲以及其他妇女们各自在工装上用毛线绣下了自己对这些职业的看法，形成了这一作品。
作品：《小芳》；艺术家：胡尹萍。记者肖舒妍摄。
如果说编织毛线帮助这群妇女发现了自我价值、获得了自我认同，购买、穿戴他们编织的帽子出现在反特朗普游行或爱尔兰“绿帽子节”的消费者则是借帽子宣扬了另一个自我身份；工装本来是不同职业者划分自我的标识，上面的刺绣又代表了某部分公众对这一职业身份的认知。服装在此成为了自我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件名为《他想谈论爱。贯穿所有生物的蓝色》的作品中，艺术家寇拉克里·阿让诺度才展现了他对靛蓝染料广阔历史轨迹的探索。蓝染起源于距今6000年前的古代文明，人类从植物中提取靛蓝色素以在布料上染出不同深浅图案的蓝色，这一技艺至今仍在中国西南地区、泰国、日本等地流传 。
这件作品由一段投射在巨大白色牛皮上的影像资料和两面布墙组成。每面布墙最内层的挂布由靛蓝染色皮革与再生牛仔粘连而成；而外侧是泰国东北部伊桑地区的天然靛蓝染色、手工纺织的布料缝合成的絣织（ikat）拼贴画，描绘了土地上生长的树木、印度神话中的娜迦蛇神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的拼接中，手工制作者亦寻得了对自身族群和古老文化的认同。
作品：《他想谈论爱。贯穿所有生物的蓝色。》；艺术家：寇拉克里·阿让诺度才，菲利普·黄。记者肖舒妍摄。
二、在亚洲之外发现亚洲
在时尚代表的自我认同之外，“无尽的服装”以中国南海沿岸的地区和国家为界，是为了深入探讨“亚洲”时尚生产的异质性内涵。研究亚洲服装制造史即等同于研究全球化世界的基础网络：从前殖民时期在亚洲进行的纺织品贸易到20世纪末的中国南方被渲染为“世界工厂”，大量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线索通过时尚将亚洲与欧洲、西非和北美联系起来。
然而，“亚洲性”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又往往仅被视为一个扁平的美学符号，欧美国家设计师对“亚洲”存在一种既迷恋又贬低的矛盾心态。参与展览的艺术家，一方面希望通过作品对此种文化同质化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借这种外来者的凝视，更好地发现亚洲。
作品：《旅行支票》；艺术家：萧崇。图片来源于艺术家及伦敦Emalin画廊。
越南裔德国艺术家萧崇镜头下的物品，在中国有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编织袋。因为它结识、耐用、能装，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常背着这种尼龙材质的大包小包往返城乡，所以它也被称为“民工包”。这种尼龙袋随后输出到其他国家，虽然各国人民对它的称呼不一而足，却都不约而同指向了“移民”：在英国，它被叫作“难民包”；在德国，它被称为“土耳其包”（土耳其人是德国数量最大的移民群体）；1983年，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颁布非法移民驱逐令后，这些袋子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加纳人必走”。
如果尼龙袋在国际上的广泛流传、使用、命名还在情理之中，当它作为一件价格不菲的时尚单品出现在法国奢侈品牌赛琳（Celine）2013年秋冬系列时，实在让人们大跌眼镜。享受同样命运的，还有中国上世纪家家必备的搪瓷杯、热水壶、暖水袋。这不禁让人怀疑西方审美的“东方主义想象”，同时又提醒人民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物件。
作品：《群岛》；艺术家：卡尔·让·科鲁兹。记者肖舒妍摄。
在作品《群岛》中，悬挂在马尼拉传统的编制盘绳之上的，是多件由高端平纹布料制作的服装。这一面料由马尼拉本土时装品牌Carl Jan Cruz多年来与菲律宾当地的一家纺织厂共同实践、研发。但这种面料在亚洲已经有悠久的生产制造历史。在气候闷热潮湿的热带地区，这种透气性良好的布料是居民着装的不二之选。
法国品牌鳄鱼牌（LACOSTE）常被称为最昂贵的服装，其标志性的POLO衫采用的面料正与这一面料类似。在太平洋群岛上本土居民所穿着的传统面料，和法国中产阶级打高尔夫球时所穿着的属于同源，这也让人再次反思所谓的“亚洲性”。
记者丨肖舒妍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卢茜
